第二，考虑了好久。但是，正如我在上面说到过的那ว样，我是越老工作干得越多，
英国浪漫主义诗&#，脾气往往极大，一时难以搜集齐全，预先看到เ了它，而且交稿有期，我还是抄一点。《自述》本来ä，终于下定决心，1้99๗4年以后的“学术自述”以后再写，现在暂时告一段落。
容忍
中ณ国这些知识分子，头绪纷。因为我自己没有读《诗辨》，敢于直言不讳。一见不顺眼的事，就为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๓，大呼什么เ“人心不古，世道日非”，又是什么“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种例子，俯拾即是。他们根本不给当政的最高统治者留一点面子，有时候甚至让他们下不了台。须ี知面子是古代最高统治者皇帝们的命根子，是他们的统治和尊严的最高保障。因此，我就产生了一个ฐ大胆的“理论”：一部中ณ国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识分子互相利ำ用又互相斗争，互相对付和应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萝卜，间或甚至有剥皮凌迟的历史。
中国古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像我这样年届耄耋的老朽，当然已是“旧人”。我们可以说是已๐经交了棒，看你们年轻人奋勇向前了。但是我们虽无棒在手，也绝不会停下不走，“坐以待毙”；我们仍然要焚膏继晷，献上自己的余力，跟中ณ青年人同心协力，把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
同年1้0月2๐日，在我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我在日记里写道：
回到เ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3点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irmgａrd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
日记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当时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เ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问。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1้983๑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当然是杳如黄鹤。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ม想到เ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เ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เ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198๖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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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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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切怀念我的两个不在眼前的母亲的同时，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国老师们，就越显得亲切可爱了。
在德国老师中同我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我的doktor－vａter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会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经讲了一点。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非常年轻。他的年龄确实不算太大，同我见面时，大概还不到四十岁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我个人认为，他待人还是彬彬有礼ึ的。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教授架子，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后来听说，在我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很严厉。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说道：“dａsistａｂerａllesmist！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这位小姐从此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
我跟他学了10年，应该说，他从来没有对我过脾气。他教学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不这样是不行的，一个ฐ字多一个字母或少一个ฐ字母，意义方แ面往往差别很大。我以后自己教学生，也学他的榜样，死抠语法。他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记得是德国19世纪的伟大东方语言学家埃瓦尔德e9ａld说过一句话：“教语言比如教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里一推，不是学会游泳，就是淹死，后者的可能是微乎ๆ其微的。”瓦尔德施米特采用的就是这种教学法。第一二两堂，念一念字母。从第三堂起，就读练习，语法要自己้去钻。我最初ม非常不习惯，准备一堂课，往往要用一天的时间。但是，一个学期四十多堂课，就读完了德国梵文学家施ๅ腾茨勒stenzler的教科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文法，还念了大量的从梵文原典中ณ选出来的练习。这个ฐ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应该说是十分美满的。夫妇二人，一个ฐ上中学的十几岁的儿子。有一段时间，我帮助他翻译汉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饭，然后工ื作到深夜。餐桌上没有什么เ人多讲话，安安静静。有一次他笑着对儿子说道：“家里来了一个中ณ国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学校里吹嘘เ一番๘吧？”看来他家里的气氛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他夫人也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
后来，大战一爆，他自己被征从军，是一个什么เ军官。不久，他儿子也应征入伍。过了不太久ื，从1941้年冬天起，东部ຖ战线胶ด着不进，相持不下，但战斗ç是异常激烈的。他们的儿子在北欧一个国家阵亡了。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夫妇俩听到这个ฐ噩耗时反应如何。按理说，一个独生子幼年战死，他们的伤心可以想见。但是瓦尔德施ๅ米特教授是一个十分刚强的人，他在我面前从未表现出伤心的样子，他们夫妇也从未同我谈到此事。然而活泼不足的家庭气氛，从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了。
在瓦尔德施ๅ米特被征从军后的第一个ฐ冬天，他预订的大剧院的冬季演出票，没有退掉。他自己不能ม观看演出，于是就派我陪伴他夫人观看，每周一次。我吃过晚饭，就去接师母，陪她到剧院。演出有歌剧，有音乐会，有钢琴独奏，有小提琴独奏等等，演员都是外地或国外来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剧场里灯火辉煌，灿如白昼；男ç士们服装ณ笔挺，女士们珠光宝气，一片升平祥和的气象。我不记得在演出时遇到空袭，因此不知道敌机飞临上空时场内的情况。但是散场后一走出大门，外面是完完全全的另一个ฐ世界ศ，顶ะ天立地的黑暗，由于灯火管制，不见一缕光线。我要在这任何东西都看不到的黑暗中，送师母摸索着走很长的路到เ山下她的家中ณ。一个人在深夜回家时，万籁俱寂，走在宁静的长街上，只听到เ自己脚步的声音，跫然而喜。但此时正是乡愁最浓时。
我想到的第二位老师是西克sieg教授。
他的家世，我并不清楚。到他家里，只见到老伴一人，是一个ฐ又瘦又小的慈祥的老人。子女或什么亲眷，从来没有见过。看来是一个非常孤寂清冷的家庭，尽管老夫妇情好极笃，相依为ฦ命。我见到他时，他已๐经早ຉ越过了古稀之ใ年。他是我平生所遇到เ的中ณ外各国的老师中ณ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๑就流满全脸。他对我传授知识的情况，上面已๐经讲了一点，下面还要讲到เ。在这里我只讲我们师徒二人相互间感情深厚的一些情况。为了存真起见，我仍然把我当时的一些日记，一字不改地抄在下面：
194๒0年1้0月13๑日
昨天买了一张prof．sieg的相片，放在桌子上，对着自己้。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他。他简直有父亲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里就生出无穷的勇气，觉得自己้对梵文应该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简直对不住他。
1941年2月1日
5点半出来，到prof．sieg家里去。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长已答应。这真是意外的事。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这位老人家，他对我好得真是无微不至，我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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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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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现我生活太清苦，亲自找文学院长，要求增加我的薪水。其实我的薪水是足够用的，只因我枵腹买书，所以就显得清苦了。
1941年，我一度想设法离开德国回国。我在10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
11้点半，prof．sieg去上课。下了课后，我同他谈到เ我要离开德国，他立刻兴奋起来，脸也红了，说话也有点震颤了。他说，他预ไ备将来替我找一个ฐ固定的位置，好让我继续在德国住下去，万没想到我居然想走。他劝我无论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设法同rektor大学校长说，让我得到เ津贴，好出去休养一下。他简直要流泪的样子。我本来心里还有点迟疑，现在又动摇起来了。一离开德国，谁知道哪一年再能ม回来，能不能回来？这位像自己父亲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见了。我本来容易动感情。现在更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场。
像这样的情况，日记里还有一些，我不再抄录了。仅仅这三则ท，我觉得，已๐经完全能显示ิ出我们之ใ间的关系了。还有一些情况，我在下面谈吐火罗文的学习时再谈，这里暂且打住。
我想到的第三位老师是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布劳恩Ｂrａun。他父亲生前在莱比锡大学担任斯拉夫语言学教授，他可以说是家学渊源，能ม流利地说许多斯ั拉夫语。我见他时，他年纪还轻，还不是讲座教授。由于年龄关系，他也被征从军。但根本没有上过前线，只是担任翻译，是最高级的翻译。苏联一些高级将领被德军俘虏，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要亲自审讯，想从中挖取级秘密。担任翻译的就是布劳恩教授，其任务之重要可想而知。他每逢休假回家的时候，总高兴同我闲聊他当翻译时的一些花絮，很多是德军和苏军内部最高领导层的真实情况。他几次对我说，苏军的大炮特别厉害，德国难望其项ำ背。这是德国方面从来没有透露过的极端机密，给我留แ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家庭十分和美。他有一位年轻的夫人，两ä个男ç孩子，大的叫安德烈亚斯，约有五六岁，小的叫斯ั蒂芬，只有二三岁。斯蒂芬对我特别友好，我一到他家，他就从远处飞跑过来，扑到我的怀里。他母亲教导我说：“此时你应该抱住孩子，身体转上两ä三圈，小孩子最喜欢这玩意儿！”教授夫人很和气，好像有点愣头愣脑，说话直爽，但有时候没有谱儿。
布劳恩教授的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走二三分钟็就能走到。因此，我常到เ他家里去玩。他有一幅中国古代的刺๐绣，上面绣着五个大字：时有溪山兴。他要我翻译出来。从此他对汉文产生了兴趣，自己买了一本汉德字典，念唐诗。他把每一个字都查出来，居然也能ม讲出一些意思。我给他改正，并讲一些语法常识。对汉语的语法结构，他觉得既ຂ极怪而又极有理，同他所熟ງ悉的印欧语系语言迥乎ๆ不同。他认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也可能是优点，它能给读者以极大的联想自由，不像印欧语言那ว样被形态变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擅长油画。有一天，他忽然建议要给我画像。我自然应允了，于是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天天到เ他家里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当模特儿。画完了以后，他问我的意见。我对画ฑ不是内行，但是觉得画ฑ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满意了。在科学研究方面，他也表现了他的才艺。他的文章和专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国学派的拿手好戏：语言考据之学。用中国的术语来说，他擅长义理。他有一本讲19世纪沙俄文学的书，就是专从义理方面着眼，把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列为两ä座高峰，而展开论述，极有独特的见解，思想深刻，观察细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可惜似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我都觉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总之ใ，布劳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学是颇为不得志的。正教授没有份儿，哥廷根科学院院士更不沾边儿。有一度，他告诉我，斯特拉斯堡大学有一个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带了去。后来不知为ฦ什么เ，没有实现。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后我重新า访问联邦ะ德国时，我去看他，他才告诉我，他在哥廷根大学终于得到了一个正教授的讲座，他认为可以满意了。然而他已经老了，无复年轻时的潇洒英俊。我一进门他第一句话说是：“你晚来了一点，她已๐经在月前去世了！”我知道他指的是谁，我感到非常悲痛。安德烈亚斯和斯蒂芬都长大了，不在身边。老人看来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แ社会中，失掉了实用价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无言了。去年听德国来人说，他已经去世。我谨以馨香一瓣，祝愿他永远安息！
我想到的第四位德国老师是冯·格林dr．voncrimm博士。据说他是来自俄国的德国人，俄文等于是他的母语。在大学里，他是俄文讲师。大概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表过什么เ学术论文，所以连副教授的头衔都没有。在德国，不管你外语多么到เ家，只要没有学术著作，就不能ม成为ฦ教授。工龄长了，工资可能ม很高，名位却不能ม改变。这一点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中国教授贬值，教授膨胀，由来久矣。这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反正冯·格林始终只是讲师。他教我俄文时已๐经白苍苍，心里总好像是有一肚子气，终日郁郁寡欢。他只有一个老伴，他们就住在高斯－韦伯楼的三楼上。屋子极为ฦ简陋。老太太好像终年有病，不大下楼ä，但心眼极好，听说我患了神经衰弱症，夜里盗汗，特意送给我一个鸡蛋，补养身体。要知道，当时一个鸡蛋抵得上一个ฐ元宝，在饿急了的时候，鸡蛋能吃，而元宝则不能ม。这一番情意，我异常感激。冯·格林博士还亲自找到เ大学医院的内科主任沃尔夫9olf教授，请他给我检查。我到了医院，沃尔夫教授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以后，告诉我，这只是神经衰弱，与肺病毫不相干。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块心病，如获重生。这更增加了我对这两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离开德国以后，没有能ม再见到他们，想他们早已离开人世了，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ณ。
我回想起来的老师当然不限于以上四位，比如阿拉伯文教授冯·素顿vonsoden，英文教授勒德roeder和怀尔德9ilde，哲学教授海ร泽heye，艺术史教授菲茨图姆vitzhum侯爵，德文教授麦伊mａy，伊朗语教授欣茨hinz等等，我都听过课或有过来往，他们待我亲切和蔼，我都永远不会忘记。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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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乔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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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我曾多次想提笔写点怀念的文字，但都因循未果。难道是因为自己对这一位青年时代的朋友感情不深、怀念不切吗？不，不，绝不是的。正因为我怀念真感情深，我才迟迟不敢动笔，生怕亵渎了这一份怀念之情。到了今天，悲思已经逐步让位于怀念，正是非动笔不行的时候了。
我认识乔๒木是在清华大学。当时我不到二十岁，他小我一年，年纪更轻。我念外语系而他读历史系。我们究竟是怎样认识的，现在已๐经回忆不起来了。总之我们认识了。当时他正在从事反国民党的地下活动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还不是党员。他创น办了一个工友子弟夜校，约我去上课。我确实也去上了课，就在那一座门外嵌着“清华学堂”的高大的楼房内。有一天夜里，他摸黑坐在我的床头上，劝我参加革命活动。我虽然痛恶国民党，但是我觉悟低，又怕担风险。所以，尽管他苦口婆心，反复劝说，我这一块顽ื石愣是不点头。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ณ闪光。最后，听他叹了一口气，离开了我的房间。早晨，在盥洗室中ณ我们的脸盆里，往往能现革命的传单，是手抄油印的。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没有一个ฐ人向学校领导去报告。从此相安无事，一直到一两ä年后，乔๒木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逃往南方。
此后，我在清华毕业后教了一年书，同另一个乔๒木乔冠华，后来号“南乔木”，胡乔木号“北乔木”一起到了德国，一住就是1้0年。此时，乔木早已到了延安，开始他那众所周知的生涯。我们完全走了两条路，恍如云天相隔，“世事两茫茫”了。
等到เ我于1946๔年回国的时候，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到了1949年，解放军终于开进了北京城。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我忽然接到เ一封从中南海寄出来的信。信开头就是：“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า的同志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我当然记得的，一缕怀旧之ใ情蓦ย地萦上了我的心头。他在信中ณ告诉我说，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东方语文的人才。他问我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แ语专、中ณ央大学边政系一部ຖ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我同意了。于是有一段时间，东语系是全北大最大的系。原来只有几个人的系，现在顿时熙熙攘攘，车马盈门，热闹非凡。
记得也就是在这之后不久，乔木到我住的翠花胡同来看我，一进门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他大概知道，我们不习惯于说“毛主ว席”，所以用了“毛先生”这一个词儿。我当时就觉得很新鲜ຒ，所以至今不忘。
到เ了1้951年，我国政府派出了建国后第一个ฐ大型的出国代表团：赴印缅文化代表团。乔木问我愿不愿参加，我当然非常愿意。我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却没有到เ过印度，这无疑是一件憾事。现在天上掉下来一个ฐ良机，可以弥补这个缺憾了。于是我畅游了印度和缅甸，留แ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这当然要感谢乔木。
但是，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两个ฐ乔木都是我的朋友，现在都当了大官。我本来就不喜欢拜访人，特别ี是官，不管是多熟ງ的朋友，也不例外。解放初期，我曾请南乔木乔冠华给北大学生做过一次报告。记得送他出来的时候，路上遇到艾思奇。他们俩显然很熟识。艾说：“你也到北大来老王卖瓜了！”乔๒说：“只许你卖，就不许我卖吗？”彼此哈哈大笑。从此我就再没有同乔๒冠华打交道，同北乔木也过从甚少。
说句老实话，我这两个ฐ朋友，南北二乔木都没有官架子。我最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เ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了面也不打招呼。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绝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因此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如果有人说这是狂狷，我也只等秋风过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