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不能ม说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比方说，他能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时：“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他也不太在乎ๆ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名山金柜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但他对自己身后这些著作的命运还是在乎ๆ的：“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他还不是“满不在乎”
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ณ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匿。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制ๆ下运作。而且，随着所谓“量化管理”的推行，学术的体制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体制是不由分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ๆ作对，哪怕脱离体制ๆ，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不能，就只好撤退。你可是不要小看“群众”呢！“群众”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你淹死。我在《闲话中国人》等书中多次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其具体表现，就是要求凡事都“大家一样，人人有份”那么，凭什么我们大家都学习马列ต学习政治，你陈寅恪就可以不学习，还要吃香的喝辣的？同理，凭什么我们大家都随波逐流，唯独你陈寅恪就可以坚持“自由á思想，独立精神”？想不通。想不通就要革你的命。一时半会革不了，就等待时机。时机总是会有的。比方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就连陶铸都被揪了出来，看谁还能ม保得了你！
所以，肯定陈寅恪，不等于否定马克思。比方说，最为陈寅恪所痛恨反感的“审查送检”不同样为马克思所深恶痛绝？马克思早就说过：“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ๆ度”在思想自由á和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他们是相通的。
事实上陈寅恪愿意与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无派，都是人品极好的人。陈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诚；傅斯ั年，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刘节，秉性梗直，宁折不弯；冼玉清，一生清白，遗世独立。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多半都有些脾气。比如陈序经为人是很谦和优容的，但当有关当局强迫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把“乌ไ纱帽”掼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又比如杜国庠一生为ฦ人宽厚平和，但面对极左思操也会拍案而起，气愤地表示“批判ศ陈寅恪批得太过分”！因此他们也都往往会做“傻事”说“蠢话”比如刘节就曾在1958๖年“大放厥词”：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一起发疯”倒是真！这种“逆言”也是说得的？但他实在忍不住。
也许，陈寅恪夫人唐篔对冯乃超的评价多少能透露出一点消เ息。唐篔说：“冯副校长虽是个老党员，但倒是个念书的”也就是说，是不是党员或官员，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不读书，或是不是读书人。胡适是，傅斯年是，郭沫若、胡乔๒木、周扬也是，游走于国共官学之ใ间的章士钊ฦ当然更是。陈毅和陶铸虽然不是学人或严格意义แ上的读书人，却也是有知识有文化有学问有才华的“儒将”而且尊重知识和学术。由á是之故，他们也得到了陈寅恪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