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病人说出的话，不知所措，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医生总是关切而，是一株大毒草。打针吃药都是苦的，”
不久校长也公开警告！这可要不得呀！”校长的话象一块重重的石头，猛砸在我的头上。我顿ู觉头晕目眩，这篇文章肆意。难过地看着，那篇文章是我写的。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且不说“歪曲”、“攻击”、“污蔑”等罪状，单就那个ฐ署名，我是借用古希腊神话里一个ฐ爱神的名字，哪里知道美国有个科学家也叫“邱必特”。也可能是校长自己臆想出来的。我不明白校长为ฦ什么要这样来理解我的文章，看待我本人。他在讲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ຖ矛盾》一文时，不是一再强调要“严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吗？难道校长把我的问题看成是“敌我矛盾”？我不敢再往下想，我只在心里强烈地申辩着，写大字报时根本没去考虑文章是否有“毒”，更没有想到后果会是怎样。一时想到什么写什么เ，尽量把看到、听到的都写出来，连别ี处抄来的也贴出去，还唯恐落人后。除了争取表现，还能有什么目的？无非有一股逞强好胜的心理，大字报要写得比别人多，文章要写得比别人好。通过上学期末的“大辩论”，一些同学对我提出批评帮助，我从中ณ得到เ教育和启，下决心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也知道自己有缺点。就在前天上学的路上，我看到大街上一位老人倒在地上，爬不起来，身上，地上满是呕吐出来的秽物。他在呼叫别人的帮助。可是许多人从那里经过，看也不看。我走到他身边，闻到一股酸臭味，心里有点害怕。旁边还站着两ä个人，却不去扶他。我走过去了，但仍不停地回过头来，只见许多人从他身边绕过去，若无其事地。我受到良心的谴责，几次想跑回去扶他。可是想到那几个观看的人，想到那些漠不关心的眼光，我的脚步不由á自主地往前走。我希望能有别人去扶起他，可是没有，直到เ我看不见的时候。我心里十分难过，可怜自己光有一颗可怜人的心，却不敢鼓起勇气，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我的意志太薄弱了，也许我的道德是太坏了。为此一段来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报刊社ุ论，反复阅读有关青年修养的书，给自己订了几条规约，迫切要求改变旧ງ我。可是这一切校长并不了解，或者认为无关紧要，而一定要从政治上替我找出问题来。他只看到一个人的错误，不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这不是一时可以改变的。不允许我有与众不同的个ฐ性，把一个人的个性视为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东西，并企图通过一场残酷的斗争要来彻底铲除它。（待续）
“以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通过这次劳动，和劳动人民在一起，我体会到เ劳动人民并不俗，他们也不是不要礼ึ貌和修养。一个ฐ人的外貌不能反映他的思想，重要的是看他的心灵美不美。”
我在当天的日记上激情地写着：
我开始后悔，为什么เ团宣委一点名，自己就站起来说了，要是上午不来学校就好了。我忽然明白，会上有时沉默无声，原来是没有靶子。同学早从社会上看到เ说逆话的下场，有的虽然也言，都是些鸡毛蒜皮无伤大局的事。“放”得早“收”也早。一些家长再三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许你在学校胡说八道，参加什么เ‘大鸣大放大辩论’，那都是骗人的。”几个原先写过不少大字报的同学，后来也一反过去，成为批判别ี人的“积极分子”，以此将功赎罪。偏偏我太认真，不敢承认自己其实是太幼稚太傻了。难道我写的大字报还嫌少吗？要是这样的行动值得称赞，学校早把我当积极分子使用，而不是成为众矢之ใ的。打在我身上，可以显出一些人的“觉悟”来，我成了一些人向上爬的阶梯。我感到心里乱ກ得很，可泼出去的水是怎么也收不来。
我一说完，教室里立即热闹起来。两三个人争着言，都是冲着我的。说我的言是“资产阶级谬论”、“恶意攻击”、“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替‘右派’分子喊冤叫屈”等等，简直在拿我批判。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几次站起来要反驳申ã辩，可团宣委硬是不让我说。团支书又说我提得好，这几个问题不光我有这种看法，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想法，让大家辩论一下，分清是非，对提高认识有好处。我只得硬着头皮听下去。但是没有一个言令我信服。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立场，我也没有讲党员不能当干部ຖ。而他们尽是举一些显而易见，又风马牛不相及的例子企图说服我。什么“站在不同立场6就看成9，9๗看成6”，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难道这些道理我还不懂？
有一天有人对我说：“高三甲班许锦良贴了一张‘告同学书’的大字报，公然号召同学起来反对党的领导，揭穿‘反右’斗争的阴谋，实行知识分子专政。这不成了反革命吗？”当时我还平静而老练地对他解释：“社会上的反革命是偷偷摸摸的，他们散布反革命言论的目的在夺取我们的政权。同学们的‘鸣放’是公开的，是响应学校的号召，就象是在导演的排练下登台表演特务一样，即使说得反动透顶，你也不能认为他就是反革命。”他摇摇头，好象不便再说些什么就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