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
后来，劝那女孩不要和小青年搞，总是能ม够绕过重要的事实去。在她们的世界里，使我们窥见到她们的那一个世界，当她们。报纸及学校里的教育所代替的法则。观念不相同的。她们生活在一个公认的合法的世界之外，她们是如何抵达彼处的呢？那，但从她们的谈话中ณ，那女孩说，那天，他砰地撞开门，一手扬着一本护照，一边说：台湾叔叔来了，台湾叔叔来了。我心里就很反感。你台湾叔叔有什么稀奇，也要按规矩来，回去！我们又问他妹妹是什么เ案情，她便找来卡片给我们看，她曾经在工ื读学校，由于向一个ฐ医学院的伊朗留学生卖淫。这一次进来也是由á于卖淫，主要是同华亭路一个ฐ商贩。这商贩的姓名使我眼熟，我记得在好几张卡片上都有这个ฐ名字。那女孩就告诉我，那都是同案犯，这一起淫乱牵进来的人有好几个。这商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眼前出现了炎炎烈日底下，人声鼎沸热火朝大的华亭路。
从此，我们每天傍晚都要问一问，她的那位大男孩有没有来探望，每天下午都有农民的拖拉机送来探望的家属，却没有那ว个青年，直到我们走后。
这位民管行动举止要比其他劳教自如轻松得多，熟ງ门熟ງ路的，引我们上了二楼会议室，她身体结实丰满，一双黑漆漆的杏眼，长得极端正。穿一件普通的白衬衫和一条瘦瘦的长裤ไ，脚下是浅帮平底的皮鞋，通体上下虽朴素却有点摩登。一边的短挽在耳后，另一边却垂落下来，遮住半张脸，她的眼睛就从头后边热辣辣地看着我们。她生于一九六一年，在一美容厅工作，有一个三岁的女儿，丈夫开一爿兼卖猪肉的饭馆，为了做生意，她结交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时常往返于上海与广州间。事情的爆是由于一件款项上的纠纷，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最后以卖淫定处。在许多男ç友中，她真正深恋的是一位开三黄鸡店的男人，她说他长得很好看。当然她丈夫也不错，很有男ç人味，并且精明强干，生意做得如火如荼，而他有些柔弱，对人体贴，他的妻子对他却并不好，本来夫妇俩开一三黄鸡店应当同心协力，可他妻子总是出去打麻将，店堂里的事死人不管，她便总去帮助她，她说她非常想他。我问道：他究竟是怎样的好看呢？只见有很大的泪珠从她垂耳的后滴落下来，她悄声说：他不是一般的好看，我们一起沉默了许久ื，过一会儿，我问她做"民管"的生活是不是要轻松一些。她立即说，并不是那样，虽然很多人都这么以为。"民管"要给大家打水，送饭，有时候，大家加班加得太晚，她也要去帮忙。现在的活儿实在是太紧了，从早ຉ做到เ晚，还要欠指标，一旦欠了下来，就没有补上的希望，只会越欠越多，像欠高利贷一样。加班加到深夜，洗了澡睡下，不多久就要起床操练，还要读书。有时候，干部有矛盾也会在"民管"身上出气。比如有一次，队长要她去工场叫一个ฐ劳教，她去叫，工ื场的干部不放人，反训斥她，她是一路哭着回来的。在这里的日子实在难过，乱哄哄的，只想早ຉ点出去，她不明白为什么เ有些人要大吵大闹，弄得扣分扣分多了要延长劳教期，她也曾扣过一次分，因为在被窝里修眉毛，被人告了——她微笑了一下——扣分之后她哭了很久，从此再没被扣分，总是加分。她大天想着出去的日子，在这里，这么เ大的人被人管，多么难过！我们问她，她来这里后，丈夫态度怎样。她说还好，有探亲的条子他总是来，寄包裹，买衣服——在上海时穿的衣服怎么能ม穿到เ这里来呢？那是不能在这里穿的——说到这里，她朝我打量了一下，极微妙地笑了一笑。过去的丰ถ富多彩的日子似又回到了眼前，照耀了她目下暗淡的情景。
早晨，在招待所食堂吃了饭，就去路口等着上车。原先，一个星期才有一次接送，使干警们很不方便。往往她们的丈夫是在另一个劳改或劳教大队工作，一周也仅能来回一次，孩于就无人照ั管了。在白茅岭农场，主要的职业只有一个：干警。现在，女劳教大队每天早晚接送，有一辆专门的大客车，开车的是一个ฐ卷头的小伙子。七点半时准时开车，沿途会停几次，有去枫树林小学读书的孩子搭车，他们下车时便齐声喊道："谢谢爷叔！"ิ我注意到他们说的是上海ร话，将"叔叔"说成"爷叔"，虽然，上海对他们是个ฐ遥远而陌生的城市。在一九五三年从上海来到此地，披荆斩棘开创น农场的垦荒者，当是他们的祖父甚至曾祖吧。
太阳落下了，远处的丘陵好像用极细的墨笔描画似的，十分清晰，我们开始想家。柏树在尘土弥漫的后窗外隐没，被夕阳映得通红，燃烧一般，又立即熄灭了。
最后一天到了。很多人来问我们对白茅岭的印象，因不忍使人失望，我们说了又说，事后却想不起我们究竟说了些什么เ。
早ຉ上十点钟左右，去宣城的车开动了。那ว女孩穿了豆沙色的上衣和淡黄的短裙，去宣城精神病研究所做鉴定了。我看见队长整理她的材料时，还准备了一副锃亮的手铐ຖ，队长很熟练地检查着手铐ຖ的开关，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手铐出嚓嚓的响声。那ว女孩是背对着我走向汽车的，我看不清她的手有没有被铐上，望了那ว车一溜烟地开上土路，卷起一尾尘土，心里沉甸甸的，不知该希望她是精神病好，还是不是精神病好。各中队的院落里传来整齐的歌声，下午要举行歌咏比赛了。队长和劳教都非常认真，这情景唤回了我们对集体和荣誉的记忆，好像时光倒流，我们已๐经将这些淡忘了多久了？它曾经那样强烈地激动过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我们从歌声中走过大院，来到黑板报前。
各中ณ队都辟以专栏，有一些诗歌，一些感想式的散文。这一期的文章大都是谈不久前，组织一部分表现突出的劳教去场部观看一个ฐ外地歌舞团演出的情景。其中有一小则散文诗，写的是一盆花在一个雨天里被遗忘在窗台上凋谢的事，文字流畅优美。同伴对我说：像你的风格，于是我们就非常渴望见一见这个作者。
人们说她在生病，刚从场部医院回来，队长派人去叫她，不一会儿，人就到了。她使我们都大吃了一惊，她是那ว样粗壮威武的一个ฐ人，剪了一个ฐ男式的头，我甚至怀疑ທ她也是一个"A角"ิ，可是人们说不是。她说话的声音极低，暗哑，口气也很硬，脸上倒是和颜悦色，很好奇地打量我们，我们问那篇散文是不是她的作品，她说她只是从某本书上抄来的，这里的黑板报是允许抄的，我们先是扫兴，后又想：抄也需要才能ม的，第一，她必须读书，第二，她选择抄哪一篇也须有思想，就好了些，问她是不是很爱读书。她说是的，她养病，不能干别的，就看书，在她床头堆了有许多书，《三国演义แ》，《水浒传》什么的。我们又问她得的是什么病，她说是一种"ิ副伤寒"，很严重，住院一个ฐ多月，现在出院了，依然不能劳动，不能吃稍硬的食物，需要营养，可是她没有钱，家里不肯给她寄钱，她的哥哥是一家街道厂的厂长，非常要强，有她这样的妹妹实在是丢了脸，也与她断绝了来往，她给他写信却从来收不到回信，她母亲是听她哥哥的。提起她丈夫，她则咬牙切齿。她丈夫是摆西瓜摊的，那一年夏天，她现他有了一个相好，有一日，她遇见了这个ฐ女人，就与她打将起来。一路厮打到西瓜摊前，她操起西瓜刀就要杀她丈夫，幸好被人拦下。从此，她便也去找相好的，她想：你能找，我也能ม找，而且找的比他多，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后来，回到上海后，我们找到她的婆家，希望他们能ม说服儿子寄给她一点钱。她的公公是一个老工人的模样，很善说话，与我们谈了很多，表示不会不负责任。这是一个ฐ真正的工人家庭，三代在铁ກ路上做事，儿子却辞职做了买卖。房子是那种较早些年造的工房，面积不小，却很零乱，家人都显出一副长年劳作辛苦的模样。大床上却翻腾着一个特别白胖的男孩，与这家中ณ的一切都十分不协调的，有一种贵族气息，我们说，这是你的孙子还是外孙，他回答说为人带养的孩子。老夫妇将我们送出来时，很恼火又很委屈他说：人家做那事指卖淫都是往家里拿迸东西，只有我们家的这人，是往外拿东西，把孩子的童车卖了，缝纫机也卖了，你说世上有这种买卖吗？我们哑然。
我们采访的最后一名劳教是被人们认为最无可救药的一个，我们看了她的一些材料é。劳教大队所拥有的材料不多，只一份简历表和本人写的认识、检查，案卷全存档于原公安局，她的材料é较多，都是检查，所犯的错误只有一种：同性恋，她扮演的是"ิB角"。夜深人静时，钻到"A角"ิ的床上，然后被急于立功的劳教举报。她写检查己้是家常便饭，并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无赖腔调，她写道：像我们这种人，到了春天，就要毛病，是没有办法的事。然后便兴味盎然地描绘其过程，无一细节遗漏。队长们对她没有信心。她永远不会洗手不干，她只能吃这碗肮脏ู的饭，区别只在于，事情不要泄漏，一旦ຆ失足，她就再到白茅岭来。唯一的一线希望是：结婚，可是又会有哪个男人要这样的女人？反过来说，又有哪一个男ç人能够使这样的女人满足？她是那样地贪得无厌，欲望无边。她已经是个"ิ烂货"啦，人们说。事情是怎样开的头呢？在她和姐姐幼年时，父母就离了婚，她跟父亲，姐姐跟继父，父亲奸污了她，她逃到เ母亲处，不久又被继父奸污，姐姐的遭遇也是同样的。后来，她们长大了，她在上海进了厂。她姐姐在外地有了工ื作，结了婚，丈夫虐待她，感情极坏，姐姐便有了一个ฐ相好，两人谋害了她的丈夫，双双入狱，她先是判处死缓，因表现优异，连连减刑。在此同时，妹妹已成了一名暗娼，几经劳教，每一回解教，第一件事就是去南京探望姐姐。不久ื前，她们的母亲去世了，这世界ศ上就只剩下她们姐妹俩。与她谈话的过程中，她总是在哭，眼泪流了满脸，她的皮肤有一种石灰似的苍白，身体看上去很瘦弱。她提到母亲哭，提到姐姐也哭，后又提到เ了父亲，她说她从没有过父亲，她从来不叫她父亲为父亲，她两个父亲全是不是人的父亲，我们问道：为什么那ว样恨父亲？她说，他们总是打我和姐姐，那年我才十一岁，他用煤球炉出灰的铁钩打我，把我脑袋打出一个洞，他每次都要把我打得出血……我们不禁不寒而栗，无法去想象日日毒打女儿的父亲在黑夜里摸到女儿床上去的情景，望了她蜷在一角，扶着床架恸哭的样子，我们难免又要去想象在漆黑的夜里，她是怎样钻进同性的床上去……她很孱弱的身体，究竟经历了多少个残酷与肮脏的黑夜啊！最后的采访使我们心情沉重，我们送她回中ณ队，安慰她说，出去之后，好好地找一个人过日子。她说，她曾有过一个男人，对她很好，可是那是个苏北人，她就拒绝了他。我说，苏北人有什么เ不好？你不应该考虑是不是苏北人的问题。她笑了起来，在她二十多岁的脸庞上，已经有了粗糙的皱纹。明知道我们这一段对话全是在说谎，全是假话，这话安慰不了她，那个苏北人的事迹无疑也是编造的，可是这样说了彼此心里都好过了一些似的。在这个女人的生涯中，再不会有真实的长久的快乐่了。她使我们感到那样地无望，一个人的快乐是怎样失去的呢？失去之后还能ม再来吗？
歌咏比赛是最后一个故事了。
各中队列队进场，干警们穿了全套警服。两规定歌曲，两自选歌曲，由干警们打分，如同电视里的歌赛规则一样：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得分为——各中队依次上场，穿了各中队自己规定的衣装ณ，个个精神饱满，态度严å肃，歌声很整齐，使人们想起少先队员的队日。表现尤其出色的是三中ณ队，平时使队长们最头痛的"二进宫"中队，穿了一色白衣白裙ำ，在一位红衣红裙的女孩指挥下，齐声歌唱，情绪十分激越。她们的分数遥遥领先，得了第一名。宣布的时刻，三中队爆出热烈的掌声，那红衣女孩上台领奖时，竟流下了眼泪。而其余的中队都十分沮丧，脸上流露着不屑的神情。会后，就有最末一名的二中队队长跑到大队部查分，说评得不公，并且，有一种流言开始流传，那就是三中ณ队评为第一名，是因为队长们鼓励她们，让她们早日改造完毕。而这一切，却都使人们变得天真和纯洁了，无论是干部还是劳教。
歌咏比赛结束了，劳教们进了工场继续做活。干部们下班回家了，汽车在路上颠簸，落日在后窗上冉冉下沉，女孩们长久地快乐地议论着歌咏比赛的事情，这给队长们带来的快乐是和带给劳教们同样多的。我感动地想道：在这里尚保留着一片圣洁的土地，一九五三年，那一批负了十字架的革命者从热闹的上海，来到เ了偏僻荒芜的丘陵，披荆斩棘，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他们以他们那虽然受挫却依然虔诚的信念牢牢卫护着一支朗朗的行进着的队列歌曲。他们三十年来，几乎一直过着类似供给制的生活，一个五岁的孩子第一次进上海，望着沿街的商店，惊异他说道：上海有那ว么เ多的供应站啊！甚至三十年来，们还能完好地保留着上海的口音，而没有被四下包围着的皖南口音异化，再甚至还稍稍地、隐隐地保存了一些上海人对外地人的小偏见。它给人与世隔绝的感觉，而这些女人们却带着上海最阴暗的角落里的故事，来到เ这土地上。她们来了两ä年或三年，就走了，再回到上海去创造新的故事，又有一批女人带了最近的奇异而丑陋的故事来到เ这里。这些故事好像水从河床里流淌似的绵绵不断，从这里流去，留แ下了永远的河床。
在那初次来到的暴热的晚上，有一位队长对我说：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这一些，有没有意义。她的脸隐在幽暗的灯影里，看上去有些软弱。我鼓励她道："我觉得很有意义，你们的劳动使一些人变好了。"ิ她微笑着看着我们："你们相信吗？""ิ我想，我是相信的。"ิ因为ฦ那是初来的日子，我这样回答。"有时候送了一个人走，很快又接了她进来，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了。"ิ她忧伤地转过脸，沉默了很久ื。她的父亲是最早ຉ来到白茅岭的公安干部，那都是一些带了错误，怀了赎罪心情来到此地的开垦者。她又想说她父亲的事情，张张嘴又打消了念头，算了。过了一会儿，她转回眼睛，说：在这里，有一点好处。什么好处？我问，在这里，面对了劳教和犯人，你会觉得你比他们都强，都胜利，你的心里就平衡了。我心里奇异地感动了一下，我想，她是将我当成了朋友，才对我说了这样深刻而诚实的心情。那一个ฐ夜晚，是令人难忘的，月亮很炎热地悬在空中，四下里都是昆虫的歌唱。
白茅岭的采访应当到此结束了，可是过后又有一些小事，也是值得记录的。
第一件事是我的同伴宗福先牢牢记着那个淮海路上的女孩的案子，想为ฦ她的申诉提供帮助，她绝望的神情使我们耿耿于怀。他通过一些朋友关系在公安分局找到了她的案卷，卷中所记录的材料是惊人的，无法为她开脱，她对我们说了谎，效果还相当成功。这使我们对白茅岭得来的所有故事起了疑心，想到我们也许是虔诚而感动地一个接一个一共听了十几位女人的谎言，便觉得事情十分滑稽，却也难免十分沮丧ç。
第二件事是我们受托去看望一位一年前解教的女孩，她回到上海后遇到种种挫折，受人歧视，她曾先后来过两封信给过去的队长，前封信说：我如不是想到队长你，我就又要进去了！后封信说：假如我又做了坏事，队长你一定要原谅我，我实在太难了。我们十分周折地在一个菜市场后面嘈杂拥挤的平房里找到了她，递给她我们的名片，说如有什么困难，可来找我们。她瞥了一眼名片，说：你们是作家，作家就只能ม写几篇文章，登在报刊上，便完了，你们帮不了我什么เ的。我说我们愿意试一试。她打量了我一下，又说："ิ你们是幸福的人，不像我们，我们只有去买好看衣服，穿在身上，自己就觉得很幸福。你们以后不要再到我们这里来了，你们如经常来这种地方，会变得残酷的。"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总有许多人从门里走出来看我们，粗野地流露出好奇心来。在这些前后挨得很近，以至长年照不进阳光的房子里，有些什么样的生计呢？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觉得罪恶离这里很近，只在咫尺之间。犯罪在这里，是日常的事情，就好像是处在两个世界的边缘，稍一失足，便堕入了另一个世界里。离开她家，我们上了汽车，红绿灯在路上闪耀。
白茅岭的故事就这样过去了，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我会在街上、电影院里、音乐茶座上，或者某地的宾馆里，又遇上我们所采访过的劳教们，她们将穿了全新的服装，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她们也许会认不出我们或者装ณ作认不出我们，我们又将对她们说些什么呢？我编织着这种意外相遇的故事，我笔记本上还记录着她们出所的日子和家庭地址，甚至想过去看看她们中ณ的某人，可是这些念头转瞬即逝，我想我是没有权利在上海去打扰她们的，对于她们，白茅岭已๐是过去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