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文化人排除了自己้与昆曲之间的心理，直到今天。《清忠谱》所表现的取义成仁的牺牲精神，甚至有的人还亲自扮演，《桃花扇》所表现的兴亡感与宗教灭寂感，昆曲就成为ฦ他们直抒胸ถ臆的最佳方แ式，因此他们也就有意无意地把自身，我们如果把这几个方面组合在一起，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几根支柱。这几部传奇作品与《红楼梦》等几部加在一起，构成了明清两代一切文化良知都很难逃逸在外的精神感应圈。但就其最，粉墨登场，这几部作品仍是极具典型意义แ的课本。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元杂剧还是花部诸腔都无法与之相比。元杂剧当然也具有足够的精神强度，关汉卿式的强烈和王实甫式的艳丽都可以传之千古，本人曾在拙著《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一书中论证，元杂剧在精神上有两大主调，第一主调是倾吐整体性的烦闷和愤怒，第二主调是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并由á这两大主调伸发出真正的悲剧美和喜剧美；但不能否认，这种情绪吐露还还不是对主体精神领域的系统开掘，在深度上还是比不上《牡丹ล亭》、《长生殿》、《桃花扇》。至于花部诸腔，以生气勃勃的艺术面貌取代日渐疲惫的昆曲自有天然合理性，但在剧作精神上大多浅陋得多，除了鲜明的道德观念，因果报应期待和某些反叛意识外就没有太多更深入的内涵了。跻身在花部的热闹中，《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的意蕴和感慨很可能显得过于执着、凝重而“落伍”了，但“落伍”也保持着自身的高度。
以上三个方面证明，昆曲在中国上曾长时间地酿发过惊人的观赏热操和参与热操，其程度远超先于它的元杂剧和宋元南剧，以及后于它的花部诸腔，甚至在现代也未曾有任何一种观剧热操能与之相比肩。这一事实已可证明它作为ฦ一种戏剧范型比其它范型曾经更透彻、更深刻地锲入过我们民族的集体审美心理，是我们民族精神历程中ณ最重要的审美对象之一。在戏剧ຕ领ๆ域，离开了观众轰动而所谓的“重要”是单向的“重要”是没有造成事实的“重要”因此也是一种虚假的“重要”不应该占据多大的历史地位。现代戏剧学只重视在社会历史上真正实现了的戏剧ຕ，或者说真正融入了社ุ会历史、与社会历史不可分割的戏剧，从这种观念出发，昆曲的历史地位也就明显地凸现出来了。
王国维先生把中国戏曲史研究的重心定在昆曲产生之前，由于他的崇高学术声望，这种研究格局一直对后代产生着影响。
应《联合报》之邀，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发表了一个有关昆曲的演讲。演讲之余，还与我所敬重的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作了一次有关昆曲之ใ美的长篇对谈，发表于《中国时报》。那是我第一次到台湾，《文化苦旅》还没有在那里出版，因此我留给台湾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昆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