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层。大家都已走散，但以我们多年的交情，无论讲义，说这是我太谦虚，但那ว时太忙，连印出了之后也没，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现在我也不想，演说？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5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k陈国被控窃去芜湖街一百五十七号地下布裤一条，昨由史司判ศ笞十二藤云。
我虽然觉得可笑，但我从真心里十分感谢他的好心，记得他的认真的脸相。
二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还有一层，是那时民生凋敝，一心寻面包吃尚且来不及，那里有心思谈文学呢？守旧ງ的人因为受革命潮流的打击，气得发昏，也不能再唱所谓他们底文学了。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เ处借钱，不写一个ฐ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ม做文章。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争，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
大革命与文学有什么影响呢？大约可以分开三个时候来说：
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6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7，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ฦ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纪念日5却遇见过了：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常热闹。用这例子来推断，那么，黄花节也一定该是极其热闹的罢。
九月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2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成立于一九二三年，主要人物为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取名于泰戈ຖ尔的诗集《新月集》，曾以诗社的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天借北京《晨报副刊》版面出过《诗刊》周刊â十一期；一九二七年该社分子多数南下，在上海创น办新า月书店，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综合性的《新月》月刊。他们原来依附北洋政府，后来转而投靠蒋介石政权。
3“公理”和“正义”，是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在支持章士钊、杨荫榆压迫女师大学生时经常使用的字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当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ำ，回校复课时，陈西滢、王世杰等人又组织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反对女师大复校，支持章士钊另立女子大学。
作者在《新的蔷薇》一文中ณ曾说：“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见《华盖集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