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往香港，
张秀哲君，禁止上陆时如何脱身，有一个船员。到埠后，他给我&#x，说，而他还不放心，临别时再三叮嘱，说倘有危险，可以避到什么地方去。替我计画。不知怎地，知道他已经译成一部《劳动问题》（3）给中国，还希望我做一点简短的序文。我是不善于作序，也不赞成作序的；况且对于劳动问题，一无所知，尤其没有开口的资格。我所能负责说出来的，不过是张君于中日两国的文字，俱极精通，译文定必十分可靠这一点罢了。
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所以，我想：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革命时代的文学和平时的文学不同，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但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的色彩，小革命却不，因为不算什么革命，所以不能ม变换文学的色彩。在此地是听惯了“革命”了，江苏浙江谈到革命二字，听的人都很害怕，讲的人也很危险。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ฦ没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的，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但为ฦ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ä脚走路的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它们不但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是他胜利了。现在也还没有完。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
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ษ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吧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据研究人体的学者们说，一头附着在上颚骨上，那一头附着在下颚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幼小时候想吃核桃，必须放在门缝里将它的壳夹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齿好，那ว咬筋一收缩，便能咬碎一个ฐ核桃。有着这么เ大的力量的筋，有时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吧，虽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时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事。
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却特别ี，当时虽然失败，十月就是武昌起义，第二年，中华民国便出现了。于是这些失败的战士，当时也就成为革命成功的先驱，悲壮剧刚要收场，又添上一个团圆剧ຕ的结束。这于我们是很可庆幸的，我想，在纪念黄花节的时候便可以看出。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
不过以上所说的，是附带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
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我看现在的青年，为兴味的读书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此刻๑就将我所想到的说一点，但是只限于文学方แ面，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甚至于已๐经来动手做批评文章的，也免不了这毛病。其实粗粗的说，这是容易分别的。研究文章的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做几篇小说，便以为ฦ你一定懂ฦ得小说概论，做几句新诗，就要你讲诗之原理。我也尝见想做小说的青年，先买小说法程和文学史来看。据我看来，是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น作也没有什么เ关系的。
事实上，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有时也确去做教授。但这是因为中国创作不值钱，养不活自己的缘故。听说美国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说，时价是二千美金；中国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给大书铺，每篇卖过二十元。当然要寻别的事，例如教书，讲文学。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ม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还有一种坏处，是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ม畅所欲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ว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国，称为“教授小说”的东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说好，至少，是总难免有令大发烦的炫学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这实在是一个ฐ极难回答的问题。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4๒）。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ฦ我觉得那ว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我以为倘要弄旧ງ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5）去摸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如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ฐ论》（6），厨川ษ白村的《苦闷的象征》（7），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8๖）之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纷歧。如第三种，便是俄国的两派的争论，——我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其实苏俄的新创น作何尝有人绍介，此刻译出的几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ว边都已经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ท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ณ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
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ว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专是请教别ี人，则各人的嗜好不同，总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现在因为出版物太多了，——其实有什么呢，而读者因为不胜其纷纭，便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占文坛的最高位的，就忽而变成批评家；他的灵魂上挂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论不周密，便主张主观，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张客观；有时说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时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他们说：一个ฐ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ທ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ä人抬着驴子走。
（9）无论读，无论做，倘若旁征博访，结果是往往会弄到เ抬驴子走的。
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变成书厨，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10），也就是这意思，至今有些学者，还将这话算作我的一条罪状哩。
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bernaທrdshaw）（11้），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ฦ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这也就是勖本华尔（schopenhauer）（12）之ใ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这是的确的，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我先前吃过干荔支，罐头荔支，陈年荔支，并且由á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支。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เ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但我对于萧的所说，还要加一点骑墙的议论。
萧是爱尔兰人，立论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为ฦ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เ地方แ，然后问他观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总之，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1）本篇记录稿经作者校阅后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十九、二十二日广州ะ《民国日报》副刊â《青年》第一七九、一八○、一八一期；后重刊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七、四十八期合刊。
（2）知用中学一九二四年由á广州知用学社社友创น办的一所学校，北伐战争期间具有进步倾向。
（3）博物旧时中ณ学的一门课程，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等学科的内容。
（4๒）这里说的开一大篇书目，指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吴宓的《西洋文学入门必读书目》等。这些书目都开列于一九二三年。
（5）张之ใ洞的《书目答问》参看本卷第195页ษ注（26）。
（6）本间久雄日本文艺理论家。曾任早稻田大学教授。《新文学概论》有章锡琛中ณ译本，一九二五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7）厨川白村（18๖80—1้923）日本文艺理论家。曾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苦闷的象征》是他的文艺论文集。
（8）《苏俄的文艺论战》任国桢辑译，内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间苏联瓦浪斯ั基（a．
（9）这个比喻见于印度何种书籍，未详。一八八八年（清光绪十四年）张赤山译的伊索寓言《海国妙喻·丧驴》中也有同样内容的故事。
（10่）进研究室“五四”以后，胡适提出“进研究室”、“整理国故”的主张，企图诱使青年脱离现实斗争。一九二四年间，鲁迅曾多次写文章批驳过，参看《坟·未有天才之前》等文。
（11）培那ว特萧即萧伯纳。他关于“读书者”、“思索者”、“观察者”的议论见于何种著作，未详。（按英国学者嘉勒尔说过类似的话，见鲁迅译日本鹤见襱辅《思想·山水·人物》中的《说旅行》。）
（12）勖本华尔即叔本华。“脑子里给别人跑马”可能ม指他的《读书和书籍》中ณ的这段话：“我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读书时，我们的脑已๐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