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
此时的时局却是异常恶劣的。但是，觉得百无是处，浴血奋战，任何类似贾ต，我享受着“解放”，在追求自己้的名声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剥掉自己的一切画皮，贪污成性，贿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受大员满天飞“法币”天天贬值，搞了一套银元券、金元券่之类的花样，毫无用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学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领ๆ到的工资，一个小时以后，就能贬值。大家纷纷换银元，换美元，用时再换成法币。每当手中攥上几个ฐ大头时，心里便暖乎乎ๆ的，仿佛得到了安全感。
1937๕年，我的奖学金期满。正在此时，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虎视眈眈，意在吞并全中国和亚洲。我是望乡兴叹，有家难归。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汉文系主任夏伦邀我担任汉语讲师，我实在像久ื旱逢甘霖，当然立即同意，走马上任。这个讲师工作不多，我照样当我的学生，我的读书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尔到汉学研究所来一下。这情况一直继续到19๗45年秋天我离开德国。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儿，叫“饭碗问题”还流行着一句话，是“毕业即失业”除了极少数高官显宦、富商大贾的子女以外，谁都会碰到这个性命交关的问题。我从三年级开始就为ฦ此伤脑筋。我面临着承担家庭主ว要经济负担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术，奔走无门。夜深人静之ใ时，自己脑袋里好像是开了锅。然而结果却是一筹莫展。
大概是1926年，我在正谊中学毕了业，考入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高科去念书。这里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选。国文教员王玉先生，英文教员尤桐先生、刘先生和杨先生，数学教员王先生，史地教员祁แ蕴璞先生，伦理学教员鞠思敏先生(正谊中学校长)，伦理学教员完颜祥卿先生(เ一中校长)，还有教经书的“大清国”先生(因为诨名太响亮，真名忘记了)แ，另一位是前清翰林。两位先生教《书经》、《易经》、《诗经》，上课从不带课本，五经四书连注都能背诵如流。这些教员全是佼佼者。再加上学校环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书再好不过的地方。
一场春梦终成空。我们家又成了破落户。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于是人民公社，一夜之间，遍布全国，适逢粮食丰收，大家敞开肚皮吃饭。个人的灶都撤掉了，都集中ณ在公共食堂中ณ吃饭。有的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割。把群众运动的威แ力夸大到无边无际，把人定胜天的威力也夸大到无边无际。麻雀被定为四害之一，全国人民起来打之。把粮食的亩产量也无限夸大，从几百斤、几千斤ภ，到几万斤。各地竞相弄虚作假，大放“卫星”有人说，如果亩产几万斤，则ท一亩地里光麦粒或谷粒就得铺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时我已经有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惟我独马，惟我独革。
跟着来的是三年灾害。真是“自然灾害”吗？今天看来，未必是的。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饿。我在德国挨过五年的饿“曾经沧海难为ฦ水”我现在一点没有感到เ难受，半句怪话也没有说过。
从全国形势来看，当时的政策已经“左ุ”到เ不能再“左ุ”的程度，当务之急当然是反“左ุ”据说中央也是这样打算的。但是，在庐山会议上，忽然杀出来了一个彭德怀。他上了“万言书”说了几句真话，这就惹了大祸。于是一场反“左”变为反右。一直到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无过于彭大将军。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于，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中ณ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上面既ຂ然号召反右，那么就反吧。知识分子们，经过十几年连续不断的运动，都已锻炼成了“运动健将”都已๐成了运动的内行里手。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๐习惯这一套了。于是乱乱哄哄，时松时紧ู，时强时弱，一直反到社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