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从明末清初ม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思，由此再配合孔子手编的《诗经》，仍然都是为ฦ救亡图强而努力。便可知道我们近代和现代的学，与情绪烦闷的情况，作为中国文化主，和满清的入关，并不例外。
《易经》的精神，从科学中国古代的科学观念的观察而进入哲学的精微，纯粹是洁净心理、升华思想的文化教育。但无论新的思想和旧的学术，一直没有离开为救亡，便成为适用于一般人陶冶性情、调剂身心的教育。
2东西文化的“爱”和“孝”
暂时搁置形而上的生命本体论的秉赋问题不谈。遗传、家庭、历史文化、时代潮流、社会环境与学校教育等六个因素，便是形成青少年们思想与心理的主要成因。其中忽略了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会造成偏见与错误的论断。因此研究青少年问题，随便笼统地涉及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等问题，未必尽是确论。
日本的留学生回国以后，便出现了日本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明治维新。由此，促使日本跃登列强的地位。中国的青年呢？在清朝的腐败残局中，许多回国的人才，除了少数在洋务衙门行走以外，别外还有的，只有在洋行买办这一行中，自展抱负而已。当然，这不是当年中国青年们的过错，这是中国历史悲剧的一面。由此悲愤而化为国民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中ณ华民国的力量。
现在要讲现代青少年的思想与心理问题，而它与西来的“飘”风，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先要向大家述说我亲自经历的二、三个ฐ小故事，以便从侧面来透视它的正题。
近世和现代的青少年们和过去的人们一样，最喜欢憧憬已往历史的口号。在西方文化中，动辄提到欧洲的“文艺复兴”；在中国则ท经常提出“五四运动”。其实，历史的往事过去以后，剩余的陈迹残留在人们的脑แ子里，便形成一个笼统的观念。除了真正的历史学家，肯用心分析历史上的前因后果以外，大多数的人，都是模糊不清，随便引用它似是而非的观念，借题挥而已。
由于身历其境，而了解人们历史循环性不满现实的通病，进而探寻这种随时代年龄而生差异的思想与心理原因，便可知道人类的感情作用，经常会左右理智慧思的极限。人的感情，不但对个人私心事物有占有把握的牢固性，同时对于具有历史性的生活形态和精神思考的习惯、文化背景、时间和空间的惯适，都有浓厚的感情作用。每当历史随时代的推进而演变的时候，由于人们旧有历史的牢固习惯，只能ม接受渐变的推排，极难适应突变的打击。尤其对于眼前现实的精神生活，与耳目感官日常周遭事物引的感想，例如与社会秩序、家庭环境有关的道德规范，行为的善恶标准等观念，在历史文化变更的过程中ณ，最容易引起青少年的心理反应和老辈子的伤感。尤其在二十世纪末期的剧变中，更为显著。站在我们这一代的立场，看到เ下一代的堕落和疯狂，真有不胜扼腕叹息之感。如果经过一番๘深思熟ງ虑，检讨历史文化演变的得失、前因后果，便可比较客观地了解青少年们思想与心理趋向的矛盾。在这个时代中，旧ງ的过去了，新的还未产生，随着物质文明的展，如朽索之驭怒马，他们失去了可循的准绳，找不到控驭自己的鞍辔，盲目自恣，陷于一片迷惘的境地。不但东方的青少年如此，西方乃至全世界的青少年，都已染上这种时代性的传染病症。其实，在这个时代的阶段中，真失去了道德的标准吗？完全没有善恶的意识吗？不然。道德和善恶，它永远存在于人心之中，它是人性中自然具有的一种功能，它只有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作用，转变形态。在人类的文化史上，过去的道德观念，是基于宗教的因果观念而定；教育的规范由此而教育，思想的习惯由此而思想，稳定社会秩序两ä、三千年。现代的道德观念，由于物质文明的达，工ื商业快展中的刺激反应，它逐渐接近以经济的价值观念而定，下意识的只有价值与无价值的辨别。过去的善恶观念，是以人性本应善良，对于心理和行为ฦ的善恶，具有宗教性的报应而定论。现代的善恶观念，由于科学促使物质文明的重要，同时曲解自由而又极度偏向个人的自私，几乎走向以需要与不需要来决定善恶的标准。这样的道德观念、善恶观念，虽然还未真正构成为现代人思想心理的定型，它的对与不对，是与否，实在是非常急切地等待着我们这一代去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既不能凭历史文化的感情而一切陷于悲观，更不能ม徒凭时代的感染而盲从冲动，以致于忽略๓了随时偕进的理性思想。
古国治谨志
如果是以读书考功名的，一开始，就很可能是读《论语》，其次《孟子》，其次《中庸》，其次《大学》。由á六岁到九岁之间，关于以上所列的四书，必须要背诵得滚瓜烂熟，以备应考“童子试”的初ม步考试。至于《幼学琼林》、《千家诗》、《唐诗三百》等，也是应读的课外读物，而且都须要背诵熟ງ练，以备不时之需。当时读书注重“背诵”，所以便养成读书人“朗诵”的工夫和本领ๆ，有腔有调，合板合拍，等于唱戏或唱歌一样的有趣。至于书本，像《启蒙》学生所用的二十篇《论语》等，虽然都是木板墨印，但是都有一篇一篇的散卖的薄本，即使撕烂了或墨涂坏了，还可以再买一篇回来。
如果只以读书认字为目的，一开始，便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增广昔时贤文》等等，各随所便，并不是规定一律。
因此，有些学生多的“家塾”，每天早ຉ上，老师各个分别的圈点教读了每个ฐ不同的书本以后，不管你懂不懂得意义，便由学生们自己去念读“背诵”，之乎者也，哄堂叫读，不亦乐乎。从前有人描述“家塾”的散漫情形，便作过一打油诗，记述当时的实况，如云：
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放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百家姓》。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三字经》完翻《鉴略》《通监史略》。《千家诗》毕念《神童》《神童诗》。其中ณ有个聪明者，一日三行读《大》《大学》《中》《中庸》。
至于吟诗作对，那是“蒙”两三年后的必修功课。开始先学对对，初由一字一对，再慢慢地到达长篇长对。因此，李笠翁所著的《对韵》：“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芎。雷隐隐。雾濛濛。日下对天中ณ。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河左右。参商两曜斗西东。十月边塞，飒飒寒霜惊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渔翁。”等，便是当时学习韵对的范本。到了《四书》读完，大约十几岁的年龄，学会作诗，那ว是并不太难的事。至于是否能够作得好诗，却是另一问题。总之，当时把吟诗作对与读书作文章，完全连在一起，因为从童子试的“考童生”开始，作诗是必须的一手绝活，等于现在考试中的英文，非要你学会不可。我们当时在十二、三岁便会作诗，那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后来我碰到เ很多位前清遗老，所谓“秀才”与“举人”的老先生们，到老仍然作不出真有才气的诗，那也是司空见惯的常事。这正如赵翼所说：“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一点不错。
4写字的“启蒙”
讲到“启蒙”时期的写字，更为有趣。起初开始练习写字，便要“描红”。那是在一张白纸上印好红字，用毛笔蘸墨去填写。一个六、七岁的小学生，连拿毛笔是怎样的拿，都不清楚，马上就要“描红”写字，真也是件不容易的事。于是老师和大人们，往往便为你“把笔”练习用自己的手握在学生的手上，帮他写字，那ว时开始“描红”的纸上，所写的红字并不太好，但是却是具有传统文化的历史权威แ的一词句，从宋代开始，便一直为“启蒙”入学时期的小学生们所应用，它的内容是：“上大人，孔乙๗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这意义似通非通的词句，将近千年以来，应用得非常广泛。距今四十年前，我碰到一位学道术的人，他会画ฑ符念咒，大家都说他神通广大，法术无边。后来我和他接近以后，才知道他出卖的风云雷雨，完全靠一个很有效验的咒子。你说那是什么เ咒呢？原来他翻复所念的，便是这《上大人》。也等于另有一派专门替人画符念咒治病的术士，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的，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一章，你说可笑不可笑。
学写字，先“描红”，还不错。有的穷苦学生，连“描红”的《上大人》也买不起，只用一块木板，漆成黑白两面，用毛笔蘸墨在白色的一面上学写字。等到老师看不见时，便用一堆墨倒在白板上，用嘴吹它一口气，再来用指头东抹西画一番，便会变出一幅很有趣的画面，山水人物、虫鱼花鸟都有。所以我常常想到当时那些小同学的影像画，真够前进，也真够“抽象”，如果拿到现在来，一定是最时髦的作品。但是我们当时在“家塾”里的同学们，却并不时髦，因为大家书包里，都带着毛笔、墨、砚台和书本，在“家塾”里读了一天的书，东画西画，每个人的手上、脸上、嘴上，都涂抹得一塌糊涂，都自勾成一个像京戏里丑角的面孔。
5塾师和家塾
讲到“家塾”，我们顾名思义，一定都设在某一个人的家里啰？其实，并不尽然，除了殷实的富户人家，或者世代书香之后，可以有空房子，专门设立“家塾”，供子弟们读书以外，大多数的农村社ุ会，都做不到有这样好的教育环境。所以多数的“家塾”，多半设立在某某宗祠的“祠堂”或寺庙里。因为这些地方，比较清静宽广，学生们还有活动的余地，荡秋千、踢毽子、叠罗汉、打小小的群架，那ว也是常有的事。但在偏僻地方的三家村里的“家塾”，情形又当别论。在此，我要声明，为什么一直要称它作“家塾”，却不用“私塾”的名称呢？因为“私塾”是在民国成立以后，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对于过去私家设立的“家塾”，依法称它为“私塾”。事实上，在六十年前后的“家塾”，并无所谓公立或私立的严格差别ี。
至于担任“家塾”里教书的老师，说来真有无限的感慨。同时，也可因此而为古今中外从事教学的先生们同下一掬伤心而凄凉的泪水。大概我们都知道过去私家教学的风格和习惯，凡是讲到家里教书先生的代名词，叫做“西席”。老师们称呼主人的雅号，叫做“东主”或“东翁”。除了一般已经有了初步功名成就的子弟，再请一位有学问或有功名的“西席”先生来家专门教读以外。其他一般“家塾”所请的老师，不是落第的书生，便是穷而无奈的酸丁。表面上虽然表示尊敬，实际上，并不受一般社会所重视。他们生活的刻苦，以及报酬待遇的菲薄，真是不堪想象。那ว时，并非以月薪计算报酬，只是以年节计算实物，或者加上当时极其少数的货币银两或银洋，一年辛苦所得，也仅得温饱而已。至于以此养家活口，那就苦不堪言了。所谓“命薄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做先生”的感慨，都是这种情况中所产生的悲哀。可是话说回来，碰到有些“冬烘”迂腐的学究，实在也会使人觉得“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可厌。凡事总有正反不同的两面道理，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大体说来。当时多数的教书先生们，一言以蔽之，都在“清苦”中度过他的一生。所以清代的名士郑板桥燮，在他没有考取功名以前，也曾经做过教书先生，他便写过一足为ฦ千秋后世同声一叹的名诗，如云：
教读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过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而今幸作青云客，遮却当年一半羞。
又相传光绪时，有李森庐者，以教读为业，某年岁除，不能归，作诗寄其妻云：“今年馆事太清平，新旧生徒只数人。寄语贤妻休盼望，想钱还帐莫劳神。”“我命从来实可怜，一双赤手砚为田à。今年恰似逢干旱，只半收成莫怨天。”现在教书先生的情形，虽然没有完全像这样的惨痛，但是以“舌耕”为务的人，比较一般从事有关工商职业的，在物质生活的享乐上，到底还有很大的差距。过去是“一席青毡”，罚坐在冷板凳上。现在是一张聘约，罚站在冷柜台。况且一校一系一派，无形中各自形成圈圈，清儒童二树所谓：“左圈右圈圈不了，不知圈了有多少？而今跳出圈圈外，恐被圈圈圈到老。”古今中外，同此一例，这也正是人类思想和心理的一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