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恐惧。它的灵魂死守在这里。它在这里已经待了二三百年，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它虽阅尽人间沧桑，
但是。眼睛虽闭，就以自己的花朵为人间增添美丽ษ。焉知一旦毁于愚氓之ใ手。它感到เ万分委屈，又投诉无门。它在控诉无端被人杀。想再获得这&，它会走出来“显圣”的。在大白天，只能ม偷偷地哭泣。山头的群树、池中的荷花是对它深表同情的，然而又受到เ自然的约束，寸步难行，只能无言相对。在茫茫人世中，人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哪里有闲心来关怀一棵古藤的生死呢？于是，它只有哭泣，哭泣……
这一年的深秋，我从南京回到上海ร，乘轮船到เ了秦皇，又从秦皇乘火车回到了阔别12๐年的北京当时叫北平。由于战争关系，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只能ม走海路，从那里到北京的铁ກ路由á美国少爷兵把守，所以还能通车。到了北京以后，一片“落叶满长安”的悲凉气象。我先在沙滩红楼暂住，随即拜见了汤用彤先生。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ม任副教授，在清华叫做专任讲师，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为正教授。我当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悦诚服，没有半点非分之想。然而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先生告诉我，我已๐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ว任。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地出我意料。我这个当一周副教授的纪录，大概也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说自己不高兴，那是谎言，那是矫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和爱护。
同年1้0月2日，在我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我在日记里写道：
郑敏先生接下去在下面又写道：
第四，“总结”的目的是总结经验和教训的。我这一生活得太长，活干得太多，于是经验和教训就内容复杂，头绪纷纭。我虽然绞尽了脑汁，方แ方面面，都努力去想。但是，我却一点把握也没有，漏掉的东西肯定还会有的。在今后继续写“学术自述”的过程中，只要我想到还有什么遗漏，我在“自述”暂告——只能ม暂告，我什么时候给生命画句号，只有天知道——结束时，我还会补上的。
人处在家庭和社会中ณ，有时候恐怕需要讲点容忍的。
我在上面写了我对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看法。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写历史，连鉴往知今一类的想法我都没有。倘若有人要问：“现在怎样呢？”因为现在还没有变成历史，不在我写作范围之内，所以我不答复，如果有人愿意去推论，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干。
那ว么，我作为一个老人，要对你们说些什么座右铭呢？你们想要从我这里学些什么经验呢？我没有多少哲理，我也讨厌说些空话、废话、假话、大话。我一无灵丹ล妙药，二无锦囊妙计。我只有一点明白易懂简单朴素、迹近老生常谈又确实是真理的道理。我引一宋代大儒朱子的诗：
美丽ษ安静的清华园也并不安静。国共两方แ的学生斗争激烈。此时，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与我同班。他在进行革命活动，其实也并不怎么隐蔽。每天早晨，我们洗脸盆里塞上的传单，就出自他之手。这是一个ฐ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劝说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胆小怕事，没敢答应。只答应到他主ว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学生中国共两派的斗争是激烈的，详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ณ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不过据我的观察，两ä派学生也有联合行动，比如到เ沙河、清河一带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我参加过几次，记忆中ณ好像也有倾向国民党的学生参加。原因大概是，尽管蒋介石不抗日，青年学生还是爱国的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
这几年，我们家庭的经济情况颇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筹集学费和膳费，就煞ย费苦心。清华是国立大学，花费不多。每学期收学费40元；但这只是一种形式，毕业时学校把收的学费如数还给学生，供毕业旅行之用。不收宿费，膳费每月6๔块大洋，顿顿有肉。即使是这样，我也开支不起。我的家乡清平县，国立大学生恐怕只有我一个，视若“县宝”，每年津贴我5๓0่元。另外，我还能写点文章，得点稿费，家里的负担就能够大大地减轻。我就这样在颇为拮据的情况中度过了4年，毕了业，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过一张相，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活。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儿，叫“饭碗问题”，还流行着一句话，是“毕业即失业’。除了极少数高官显宦、富商大贾的子女以外，谁都会碰到这个性命交关的问题。我从三年级开始就为ฦ此伤脑筋。我面临着承担家庭主ว要经济负担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术，奔走无门。夜深人静之ใ时，自己้脑袋里好像是开了锅，然而结果却是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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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是一面镜子4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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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快要到1934๒年的夏天，我就要离开学校了。真好像是大旱之ใ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ณ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我到母校去担任国文教员。月薪大洋1้60元，是大学助教的一倍。大概因为我表过一些文章，我就被认为是文学家，而文学家都一定能教国文，这就是当时的逻辑。这一举真让我受宠若惊，但是我心里却打开了鼓：我是学西洋文学的，高中国文教员我当得了吗？何况我的前任是被学生“架”当时学生术语，意思是“赶”走的，足见学生不易对付。我去无疑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无异于跳火坑。我左考虑，右考虑，终于举棋不定，不敢答复。然而，时间是不饶人的。暑假就在眼前，离校已成定局，最后我咬了咬牙，横下了一条心：“你有勇气请，我就有勇气承担！”
于是在193๑4๒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国文教员。校长待我是好的，同学生的关系也颇融洽。但是同行的国文教员对我却有挤对之ใ意。全校3个年级，12个班，4个国文教员，每人教3个ฐ班。这就来了问题：其他3位教员都比我年纪大得多，其中一个ฐ还是我的老师一辈，都是科班出身，教国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备课。他们却每人教一个年级的3个班，备课只有一个ฐ头。我教3个年级剩下的那个班，备课有3个头，其困难与心里的别扭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这一年里，收入虽然很好16๔0元的购买力约与今天的320่0元相当，心情却是郁闷。眼前的留แ学杳无踪影，手中ณ的饭碗飘忽欲飞。此种心情，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但是，幸运之神如果有的话对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แ学生的合同，我喜极欲狂，立即写信报了名，结果被录取。这比考上大学金榜ึ题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积年愁云，一扫而空，一生幸福，一锤定音。仿佛金饭碗已经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镀金，则左ุ右逢源，所向无前。我现在看一切东西，都出玫瑰色的光泽了。
然而，人是不能脱离现实的。我当时的现实是：亲老，家贫，子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个ฐ歧路口上。何去何从？难以决定。这个歧路口，对我来说，意义真正是无比地大。不向前走，则命定一辈子当中学教员，饭碗还不一定经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则ท会是另一番境界ศ。“马前桃花马后雪，教人怎敢再回头？”
经过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经过了细致的家庭协商，决定了向前迈步。好在原定期限只有两年，咬一咬牙就过来了。
我于是在19๗35๓年夏天离家，到北平和天津办理好出国手续，乘西伯利ำ亚火车，经苏联，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万里投荒第二人。
在这一段从大学到เ教书一直到เ出国的时期中，我的心镜中ณ照见的是：蒋介石猖狂，日本军野蛮入侵，时局动荡不安，学生两极分化，这样一幅十分复杂矛盾的图像。
马前的桃花，远看异常鲜艳，近看则ท不见得。
我在柏林待了几个月，中ณ国留学生人数颇多，认真读书者当然有之ใ，终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国民党的大官，自蒋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国“流学”。这些高级“衙内”看不起我，我更藐视这一群行尸走肉的家伙，羞与他们为ฦ伍。“此地信莫非吾土”，到了深秋，我就离开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学名城的哥廷根。从此以后，在这里一住就是7年，没有离开过。
德国给我一月120马克，房租约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饭也差不多。手中ณ几乎没有余钱。同官费学生一个ฐ月8๖00马克相比，真如小巫见大巫ใ。我在德国住了那么久ื的时间，从来没有寒暑假休息，从来没有旅游，一则因为“阮囊羞涩”，二则ท珍惜寸阴，想多念一点书。
我不远万里而来，是想学习的。但是，学习什么呢？最初ม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打算。第一学期，我选了希腊ຘ文，样子是想念欧洲古典语言文学。但是，在这方แ面，我无法同德国学生竞争，他们在中学里已经学了8๖年拉丁文，6年希腊文。我心里彷徨起来。
到了1936年春季始业的那一学期，我在课程表上看到เ了瓦尔德施米特开的梵文初ม学课，我狂喜不止。在清华时，受了陈寅恪先生讲课的影响，就有志于梵学。但在当时，中国没有人开梵文课，现在竟于无意中ณ得之，焉能不狂喜呢？于是我立即选了梵文课。在德国，要想考取哲学博士学位，必须修三个系，一主二副。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从此走上了正规学习的道路。
1937๕年，我的奖学金期满。正在此时，日军动了卢沟桥事变，虎视眈眈，意在吞并全中国和亚洲。我是望乡兴叹，有家难归。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汉文系主任夏伦邀我担任汉语讲师，我实在像久旱逢甘霖，当然立即同意，走马上任。这个讲师工作不多，我照样当我的学生，我的读书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尔到汉学研究所来一下。这情况一直继续到1้94๒5年秋天我离开德国。
1้939๗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幕。我原以为ฦ像这样杀人盈野、积血成河的人类极端残酷的大搏斗，理应震撼三界ศ，摇动五洲，使禽兽颤抖，使人类失色。然而，我有幸身临ภ其境，只不过听到เ几次法西斯ั头子狂嚎——这在当时的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好像是春初觉，无声无息地就走进了战争。战争初期阶段，德军的胜利ำ使德国人如疯如狂，对我则是一个打击。他们每胜利一次，我就在夜里服安眠药一次。积之ใ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
最初生活并没有怎样受到影响。慢慢地肉和黄油限量供应了，慢慢地面包限量供应了，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应了。在不知不觉中，生活的螺丝越拧越紧。等到人们明确地感觉到时，这螺丝已经拧得很紧很紧了，但是除了极个ฐ别的反法西斯ั的人以外，我没有听到เ老百姓说过一句怨言。德国法西斯头子统治有术，而德国人民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民族，对我来说，简直像个谜。
后来战火蔓延，德国四面被封锁，供应日趋紧张。我天天挨饿，夜夜做，到中国的花生米。我幼无大志，连吃东西也不例外。有雄心壮志的人，到เ的一定是燕涎ๆ、鱼翅，哪能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只到花生米呢？饿得厉害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是处在饿鬼地狱中，恨不能ม把地球都整个吞下去。
我仍然继续念书和教书。除了挨饿外，天上的轰炸最初还非常稀少。我终于写完了博士论文。此时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prof．e．sieg西克替他上课。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读通了吐火罗文，名扬全球。按岁数来讲，他等于我的祖父。他对我也完全是一个祖父的感情。他一定要把自己้全部拿手的好戏都传给我：印度古代语法、吠陀，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见，一定要教我吐火罗文。我乘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休假之ใ机，通过了口试，布劳恩口试俄文和斯拉夫文，罗德尔口试英文。考试及格后，仍在西克教授指导下学习。我们天天见面，冬天黄昏，在积雪的长街上，我搀扶着年逾八旬的异国的老师，送他回家。我忘记了战火，忘记了饥饿，我心中ณ只有身边这个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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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是一面镜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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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怀念我的祖国，怀念我的家庭。此时邮政早ຉ已断绝。杜甫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却是“烽火连三年，家书抵亿金”。事实上根本收不到任何信。这大大地加强我的失眠症，晚上吞服的药量，与日俱增，能ม安慰我的只有我的研究工作。此时英美的轰炸已成家常便饭，我就是在饥饿与轰炸中写成了几篇论文。大学成了女生的天下，男生都抓去当了兵。过了没有多久ื，男生有的回来了，但不是缺一只手，就是缺一条腿。双拐击地的声音在教室大楼ä中往复回荡，形成了独特的合奏。
到เ了此时，前线屡战屡败，法西斯ั头子的牛皮虽然照ั样厚颜无耻地吹，然而已经空洞无力，有时候牛头不对马嘴。从我们外国人眼里来看，败局已定，任何人也回天无力了。
德国人民怎么样呢？经过我十年的观察与感受，我觉得，德国人不愧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之ใ一。文化昌明，科学技术处于世界前列，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音乐家、大科学家，近代哪一个民族也比不上。而且为人正直、淳朴，各个ฐ都是老实巴交的样子。在政治上，他们却是比较单纯的，真心拥护希特勒者占绝大多数。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希特勒极端诬蔑中国人，视为文明的破坏者。按理说，我在德国应当遇到เ很多麻烦。然而，实际上，我却一点麻烦也没有遇到。听说，在美国，中国人很难打入美国人社ุ会。可我在德国，自始至终就在德国人社ุ会之ใ中，我就住在德国人家中，我的德国老师，我的德国同学，我的德国同事，我的德国朋友，从来待我如自己人，没有丝毫歧视。这一点让我终生难忘。
这样一个ฐ民族现在怎样看待垂败的战局呢？他们很少跟我谈论战争问题，对生活的极端艰苦，轰炸的极端野蛮，他们好像都无动于衷，他们有点茫然、漠然。一直到1945年春，美国军队攻入哥廷根，法西斯彻底完蛋了，德国人仍然无动于衷，大有逆来顺受的意味，又仿佛当头挨了一棒，在茫然、漠然之外，又有点昏昏然、懵懵然。
惊心动魄的世界ศ大战，持续了6年，现在终于闭幕了。我在惊魂甫定之余，顿时想到了祖国，想到了家庭，我离开祖国已经10่年了，我在内心深处感到了祖国对我这个ฐ海外游子的召唤。几经交涉，美国占领ๆ军当局答应用吉普车送我们到瑞士去。我辞别德国师友时，心里十分痛苦，特别ี是西克教授，我看到这位耄耋老人面色凄楚，双手颤，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我连头也不敢回，眼里流满了热泪。我的女房东对我放声大哭。她儿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这一走，房子里空空洞洞，只剩下她一个人。几年来她实际上是同我相依为ฦ命，而今以后，日子可怎样过呀！离开她时，我也是头也没有敢回，含泪登上美国吉普。我在心里套一旧诗想成了一诗：
留学德国已๐十霜，
归心日夜忆旧邦。
无端越境入瑞士，
客树回望成故乡。
这10年在我的心镜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统治，极端残酷的世界大战，游子怀乡的残影。
1้9๗45年10月，我们到เ了瑞士。在这里待了几个月。1946๔年春天，离开瑞士，经法国马赛，乘๖为法国运兵的英国巨轮，到了越南西贡。在这里待到夏天，又乘船经香港回到上海，别ี离祖国将近十一年，现在终于回来了。
此时，我已๐经通过陈寅恪先生的介绍，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来工ื作。我写信给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哥廷根旧友夏伦教授，谢绝了剑桥之聘，决定不再回欧洲。同家里也取得了联系，寄了一些钱回家。我感激叔父和婶母，以及我的妻子彭德华，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努力苦撑了1้1年，我们这个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了下来。
当时正值第二次革命战争激烈进行，交通中断，我无法立即回济南老家探亲。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ฐ夏天。在南京曾叩见过陈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见过傅斯年先生。194๒6年深秋，从上海ร乘船到秦皇，转乘๖火车，来到เ了暌别ี11年的北平。深秋寂冷，落叶满街，我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阴法鲁先生到เ车站去接我们，把我暂时安置在北大红楼ä。第二天，会见了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告诉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学规定，得学位回国的学人，最高只能给予副教授职称，在南京时傅斯年先生也告诉过我同样的话。能到北大来，我已经心满意足，焉敢妄求？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大概只有个ฐ把礼拜，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定为ฦ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年35岁。当副教授时间之短，我恐怕是创น了新า纪录。这完全出了我的想望。我暗下决心：努力工作，积极述作，庶不负我的老师和师辈培养我的苦心！
此时的时局却是异常恶劣的。以蒋介石为的国民党，剥掉自己的一切画皮，贪污成性，贿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员满天飞，“法币”天天贬值，搞了一套银元券่、金圆券่之类的花样，毫无用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学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领到的工ื资，一个小时以后，就能贬值。大家纷纷换银元，换美元，用时再换成法币。每当手中攥上几个ฐ大头时，心里便暖乎乎的，仿佛得到了安全感。
在学生中，新旧势力的斗争异常激烈。国民党垂死挣扎，进步学生猛烈进攻。当时流传着一个说法：在北平有两个解放区，一个是北大的民主广场，一个ฐ是清华园。我住在红楼，有几次也受到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纠集的天桥流氓等闯进来捣乱的威胁。我们在夜里用桌椅封锁了楼口，严å阵以待，闹得人心惶惶，我们觉得又可恨，又可笑。
但是，腐败的东西终究会灭亡的，这是一条人类和大自然中进化的规律。194๒9年春，北平终于解放了。